众所周知，《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晚年的主要著述之一。它是由孙中山演讲、黄昌谷笔录、邹鲁读校而完成的。这里面有些故事至今说来仍颇为感人。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及会后的3-4月和8月间，孙中山几乎每个星期的休息日都要从珠江南岸的广东士敏土厂大元帅府出发，前去珠江北岸的广州文明路广东高师礼堂（今广东省博物馆）演讲“三民主义”。起初，他与随从10多人先由帅府出门到江边，乘电动轮船过江后改租汽车前往高师；因人员较多，每次要租用三部汽车才行。久而久之，孙中山觉得这样花费太多了。有一天他对副官说：“你去把庶务干事找来见我。”帅府庶务见孙大元帅后问：“先生有事找我？”孙中山笑着点了点头说：“我想了解一下每次去高师演讲要付多少车费？”庶务回答说：“每次往返租三台车，共计要15元钱。”孙中山说：“往返路程总计不过5华里左右，要用去车费15元，太浪费了！以后过河后不必租用车子了，我们可以安步当车，自行往返！”从此后，孙中山每次去高师演讲都摈去车从，过江后即偕卫士、秘书和副官等人，从天字码头徒步前往文明路。这件事当时在革命同志间很快就传为美谈。
孙中山在演讲“三民主义”的过程中，还表现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有一天，他在讲到关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内容时说：“西洋人修身，出则衣冠整洁，纽扣必结，须面必剃，革履必擦，指甲必去垢……”。在场听此演讲的党人刘成禺，越听越觉得不对头，他在孙中山回到大元帅府后，马上对他说：“先生今天演讲‘修身’的内容时，解说恐怕有误。中国古人讲‘修身’，是重在品行，故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以身作则乃为士民之范，在内行也。先生所标举西洋人的讲卫生为‘修身’，此乃不对，所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是为外表而非内行也！”孙先生听了刘的这些话后，沉吟良久再问曰：“岂不是我今天真的讲错了？”刘答道：“此事的确是讲错了！”这时孙中山想起讲稿记录已发往报馆付印，乃着急地说：“有错必纠，不能以讹传讹！可讲话稿已送走了，怎么办呢？”在一边的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忙说：“赶快派人到各报馆取原稿回来，就说是此稿速记时有误，尚需修正之！”孙中山依言而行，立即派守桥队队长邓演达等深夜乘马车赴报馆取回了讲话稿，并按刘成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人们当时在评论这件事说：“孙先生大有子路闻过则喜、大禹听善言则拜之风，从而使左右得以进辞。其气度之伟大如此，实令人敬佩！”
孙中山对于演讲稿的读校工作十分重视与认真，每篇演讲稿一般都要经过3次的修订，才最后定稿。他所讲的“民族主义”6讲、“民权主义”6讲及“民生主义”4讲，都是由秘书黄昌谷负责主要记录、并由高师校长邹鲁负责读校的。孙中山曾要求邹鲁在读校时，“除将笔记之文字校正外，如有意见不妨尽量参加进来。”邹受命后，每次孙演讲都到场聆听。孙中山每讲完一讲，即要黄昌谷将记录整理抄正稿，送给邹鲁读校。邹在读校时，先将记录稿阅读一遍，看所记之内容与孙讲的内容是否相符合，若发现有不符之处，则用另纸记下，就这样或改正、或删节、或增补，统将签注纸条贴在错漏处；然后，他再逐字逐句诵读，进行文理和词句上的润色，直至自认为全篇文意不差和文理无瑕时，才送交孙中山亲自审阅。孙将演讲词审视修订后，再次发交邹读校。如是者经往还约3次，直到孙中山反复修订到认为全篇完全满意时，他才交给负责宣传事务的戴季陶拿去正式出版发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对精神产品认真负责的精神，及其为人处世一丝不苟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