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三大”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次大会确定了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夏天，共产国际根据中国的革命形势，建议将“中央局迁往广州”，后因发生陈炯明叛乱事件，迁粤一事被推迟。到1923年，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得到整顿和恢复，革命形势大好，共产国际再次提出把中央局南迁广州的主张。到了5月，中共中央局正式迁至广州，并以东山新河浦22号至26号为活动的中心地点。并开始筹备召开党的“三大”的工作。广东区委受大会委托，负责大会后勤。几经选择，最后决定把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为3号）一幢砖木结构的民房定为“三大”会址。
这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普通房子，坐西向东，门临大街，对面是“逵园”。建筑呈正方形，长宽各约20米，高6米多，首层与二楼约高3米。会议室设在底层南边，北边作饭厅。二楼两间是宿舍，而间墙只有半截，上有金字架承顶横梁和衍桷，顶上没有天花板，仰视就能看见瓦底。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在楼下的会议室中央，摆放着一张西式长方台子，两边是一列长条凳，前后两端摆放着小方凳。6月12日，为期一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拉开了序幕。会议室没有挂马克思、恩格斯像，也没有挂党旗。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0多人，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
此次会议主要由陈独秀主持，他代表中央作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报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上报告国际形势和国际工运问题。
瞿秋白、陈谭秋、孙云鹏、徐梅坤和毛泽东等都先后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和发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党纲草案以及劳动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议案。“三大”的重要历史功绩在于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极大地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此外，大会选出由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谭平山、毛泽东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而最令人瞩目的是毛泽东在“三大”被选入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并担任秘书，首次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而他也被公认是当时最辛苦的，因为他每天除了开会外，还经常跑到附近的“简园”去找谭延闿商谈统一战线工作。当时谭延闿掌握了军权，中共需要把他争取过来。
6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出版；7月1日，党的机关刊物《前锋》（月刊）由广州平民出版社出版，这两个刊物都是由瞿秋白主编。陈独秀为《前锋》撰写了发刊词。同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为发展革命运动鼓与呼。
会议期间，李大钊、毛泽东、马林等住在附近的“春园”。因此，“春园”、“简园”与党的“三大”会址一起，是中央机关活动的重要地方，是“三大”旧址的组成部分。至今，两园旧址保存完好，未受任何损毁。
“三大”会址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机炸毁，现仅存钉着一黑一白两块大理石板处的墙基是当年的旧物，其他都荡然无存了。1979年12月，遗址被定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最近，广州市政府与东山区委、区政府受广东省委、省政府委托，争取在明年6月中共三大80周年纪念之前，向世人真实地复原“三大”会址。
会址的复建，拟保留一跨的进深，其内部间隔及家具布置按照当年的样式进行设计。由于“三大”会场遗址的尺度较小，如果在此位置上按原建筑样式复建，则会造成小楼与周围街道空间尺度不大协调。因此会按照原来的建筑平面作标识处理，挖出当年会址仅剩的墙基，按照当时被日军炸掉的状况展示，并在周边建设绿化广场，形成纪念空间。
在整体的规划中，旧址保护范围与“逵园”之间的街道将予以封闭，和展览馆前的绿化广场连成一体，使展览馆与逵园、简园在空间上有了较强的联系。日后，春园、春园后街、瓦窑后街、简园、逵园等古老的建筑街道将整饰一新，有机地融合在参观路线中。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参观时把它们连起来一一细看，悠然品味当中深厚绵醇的历史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