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较之李铁夫和冯钢百，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艺术家如司徒乔、符罗飞和余本，他们的作品无疑更为激动人心。就某种趣味而言，司徒乔和符罗飞都曾在欧洲的表现主义传统中获得共鸣。因此，如果说，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一种特别明显的表现主义气质，那也是不奇怪的。不过，所有这一切，似乎并不是司徒乔、符罗飞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区别于广东画坛同时代的洋画家最重要的一点–––或者说，在他们那里获得最充分的表现的，恐怕是他们以现代平民意识为出发点的社会批判精神。
毫无疑问，符罗飞是广东现代画坛上真正具有天才气质的艺术家，他与另一天才画家司徒乔之间是否有过交往，不清楚，尽管两人选择的艺术的价值形态有许多相似性–––譬如，他们都熟练地掌握了西画的语言技巧，并且经常不拘一格地用水彩、粉笔、铅笔甚至水墨等多种媒材得心应手地来表现源自生活的感受，特别是符罗飞抗战期间画于香港的大量水墨画，曾被蔡元培称为“以中国制的笔，作西洋式的画，意到笔随，心精力果”，但两者的人生经历似乎很少有共同点。从符罗飞的履历甚至可以看出，在他的性格内涵中，更多某种与命运抗争的不屈不挠的冒险精神–––这与他作为一个渔民的儿子的身份可能不无关系。符罗飞很早就选择共产主义作为他的人生信仰，他为社会不公和自由平等而呼叫的粗糙的笔触，较之司徒乔，也似乎总带着他的故乡所特有的那种日照充足、海水腥咸、季风怒号的热辣辣的况味。因此，尽管在符罗飞的艺术经验中，较之许多游学海外的艺术家，对异国他乡从学院到沙龙的风情有着更多的切身体会，但是，他注入家国之哀、家国之愤、家国之情、家国之爱的艺术世界，总蕴涵着他关于个人身世、阅历的自我认同感。
符罗飞有一批画在随便找到的往往只有巴掌大并且许多是残缺不全的小纸片上的苦难民间的生活速写–––仅仅是材料形式本身，就足以说明画家所处的艰难环境以及符罗飞之所以是符罗飞的顽强的艺术意志和不屈不挠的自我生存能力。我相信，现代观众仍然能够感受到来自现代艺术史上的这些真正的杰作的道德感召力。历史和传统的精神力量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往往总是通过一些也许并不总是异常显眼和被视为“伟大”的细节得以显现–––虽然，我无意将这些在它的作者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眼之所见与情之所感奉为现代艺术史中的“圣经”，但我觉得，那些跻身于艺术家的行列，并且总是以善于涂脂抹粉的方式来赢得个人生活的滋润的后来者，应该有权利将其奉为“圣经”来读。
作者李伟铭，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饥饿的人民如鬼魅
画作：《小乞与巨贾》
时间：上世纪40年代
评画人：李公明（广州美院美术史系教授）
如果说符罗飞的速写是对苦难生活中的各种悲惨形象的准确捕捉的话，那么他的讽刺画则是深刻的理性与强烈的感情高度结合的产物。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面对社会的黑暗现实，如果他只能停留在愤怒呐喊的水平上，永远只是在愤怒情感的催逼下匆匆急就的话，那么他的作品还是难以具有锐利的揭示力和心智上的深刻性。在逻辑上和伦理上的极端荒诞性，如《小乞与巨贾》就深刻地讽刺了寡廉鲜耻的当权者。在符罗飞笔下的人生惨况是真实、自然的，他没有为了任何“美”的法则而作出艺术上的修饰，他惟恐的只是穿透苦难的力度还不够强、呐喊的声音还不够大、悲悯的感情还未足以令世人震惊和感同身受。因而他笔下的饥民个个似鬼魅一样，只剩下一个个的人形骨架和一双双喷出饥火的深凹之目。
符罗飞经常在小纸片、包装纸、日记本纸、草纸上的速写虽然大多是风格粗犷的急就章，带有一种泣天动地、情不自禁的悲悯感，但画家往往在寥寥几笔中刻画出人物的极端痛苦的内在感情。
朱门酒肉臭
画作：《消化》
时间：1946年
评画人：董丹东（广州艺术博物院副研究员）
